從經濟轉型與經濟問題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現在核心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貿易與實業的關系。這是十八大以后，又再次強調的關于實體經濟的問題。浙江省現在也在花很大的力氣，重新再講工業強省。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這個問題始終是在一個討論的過程中不斷演變，我們現在反過來又重新講發展實業、發展工業，它有它的一個特定的條件和背景。

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浙江省全省上下搞金融的很少，對金融的態度可概括為“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為什么是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呢？因為金融有很大的風險，但是一個地方如果沒有銀行，沒有資金，也是不行的。一個地方要想發展，沒有大量的資金，都是空話；無論是搞城市化，還是搞農業，沒有資金，不招商引資，都是空的。資金它本身很需要，但是搞金融又有很大的風險，金融有風險，但是搞經濟發展又不可能離開金融，這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客觀情況，“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也是這個道理。所以大家腦子里面都是搞實業的。但是到現在為止，大概5到10年間，浙江省包括溫州、臺州、紹興、湖州、杭州這些地方，很多人都想搞金融投資,因為做實業一個是利潤太低，太辛苦；另一個是市場上做實業的也基本飽和；再加上做金融利潤高，所以基本上都想搞金融、搞房地產、搞資源的。因此，真正花心思在實業上的相對就少。這也成為浙江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大難題。

第二，現實問題與轉型目標的關系。長期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我們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一個叫投資推動；一個叫出口導向；這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發展模式。08年金融危機告示中國這個模式不可能持續很久。所以中央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怎樣轉變？除了要解決規模與效益關系、數量與質量關系、內涵與外延關系等問題以外，最重要的要解決兩大問題：第一，降低投資依賴，擴大消費；第二，降低出口依賴，擴大內需市場；這就是我們的轉型上的重要的要求，降低投資比重，擴大消費，降低出口比重，擴大內需市場，什么時候中國的經濟能夠轉到以內需市場和消費作為主要推動力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才算轉型基本達到目標。

現在中國的經濟主要依賴于投資與出口推動，我們要把這個經濟狀態轉變成為今后主要依賴于消費和內需市場推動。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都是以消費和內需市場作為它的主要推動力量的，我們也要轉。從這一點來說，今后的產業發展，哪個產業能夠抓住新的消費市場，哪個產業 ，哪個地方能夠抓住新的內需市場，那么哪個產業就能夠在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站穩腳。當然這要去研究。這就是現實問題與轉型目標的關系。從轉型的角度來說，我們應該降低對投資的依賴，投資的比重可以有所下降；按照轉型目標來說，我們應該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出口的比重可以有所下降。我們應該降低企業的稅負，減少企業負擔。但按照現實情況來說，我們又做不到這一點，出口上不去，工業生產上不去，企業無法生存；投資上不去，GDP上不去，就業上不去，經濟上不去；財政收入不增加，地方政府沒錢，什么事做不了，也不行。因此，這個轉型目標和現實問題碰到了尖銳矛盾，這樣一個矛盾和沖突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繼續存在，在我們的各種政策上，它會經常表現出各種博弈。從目標來說，我們應該是投資比重降低，消費比重擴大;出口比重降低，內需市場擴大，這是我們的方向。

第三，總量與結構問題。我們討論經濟問題，首先要討論總量問題，那么總量問題是什么呢？總量問題往往要以GDP來討論問題。盡管我們現在說不以GDP論，但這只是一種說法。從GDP的指標來看，2012年，一季度指標是8.1，二季度是7.6，三季度是7.4，四季度是7.9，最低點是三季度的7.4，到了四季度7.9，看上去拐點形成了；但是今年一季度以來，又再次下滑，從7.9降到了7.7,二季度又降到了7.5。這樣一來，問題又來了，我們是不是已經度過拐點，進入到上升通道？顯然暫時還無法得到結論。因此，怎樣能夠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中尋找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這確實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其次是結構調整問題?，F在我們講結構調整，實際上主要是講兩大結構調整：一是區域結構調整；二是行業結構調整。所謂區域結構調整就是把全國各省按照一定的比較優勢與發展重點做一個全新的謀劃，這個思路我們就叫區域發展規劃提升為國家戰略。省內也有區域結構調整，如浙江省山海聯動。行業調整重要的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其實，說來說去，總的來說就是通過這些方面，能夠讓各地發展起來，實現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均衡優化，同時讓各地在發展起來的過程中形成一個交易系統，擴大內需市場。      

                                                               （項目部/周文靜）